城中村大改造迫在眉睫

保租房模式下，公共意识、法制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慢慢到位了，这才是城中村治理的可行路径。

李宇嘉

因为疫情的缘故，广州的城中村受到关注。逼仄的空间、密集的人口、握手楼林立、空气流通不畅，加上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日常生活垃圾多且转运不及时、转运力量也不够，这就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于是，近期有的片区不得不进行人口转移，并围绕消防安全、环境卫生、疫情防控等，开展综合治理整顿。笔者认为，城中村大改造已迫在眉睫。

类似广州这样高度城市化，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大都市，前期高速发展后进入了“平台期”，一定要警惕城市治理的脆弱性。近几天，对于疫情下的城中村，网文均给予宽容的一面。城中村是大都市现代化的瑕疵，但城中村保住了底层的体面：500元可租到一间房，5元可吃一顿饭；找不到工作的，可以退到城中村，也意味着还有未来和希望。

这就是一个城市的弹性和温度。而且，城中村的存在降低了广州的运营成本，比如公交、环卫、安保、物业、家政等，事关每个市民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受益于此。判断一个城市发达与否，并不是强者的高度有多高，而是对弱者的兜底是否到位。但这么大的城市，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发展的安全性，需要治理的软实力，它需要每一个人维护和遵守基本的公共秩序。

但是，从城中村疫情防控反映的问题来看，集体意识的缺失、公共秩序意识的淡泊（甚至无视）、基层社会治理之乱，在城中村是何等严重。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为何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我国的城市化“两条腿走路”，一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正规城市化，表现在商品房层面；二是微观层面自发推动的城市化，即非正规城市化，就表现在城中村大规模扩张。

改革开放40多年，这两条城市化路径并行演绎，各搞各的，相安无事。不过，城市一直在默认和善用非正规的城市化。比如，有了城中村，就相当于给外来人口提供了保障房；比如，城中村集聚的人群仍保留着乡村特点的亲缘、乡缘模式，相当于乡村模式的社会保障；比如，推进工业化、提高外向型经济竞争力、降低城市运营成本等方面，外来人口就是廉价劳动力。

本质上，城中村并没有真正被纳入到城市治理中。但是，“亦城亦村”的模式下，社区治理缺失、短板严重，久而久之就导致，尽管肉身在城市、社区，但他们缺乏集体意识和市民意识、淡泊甚至无视公共秩序。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期，问题不会爆雷，反而被高增长所掩盖，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红利所掩盖。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的平台期，积累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

因此，重视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死角”刻不容缓。过去，当城市范围要扩张，遇到征地，需要将城市公共服务覆盖到被征地的范围。但是，往往选择了绕道和避开，将问题留给后来和未来。城市公共服务没有覆盖到，就不会在共享城市公共服务的模式下，培育大家的“秩序意识”。

进入新时期，不管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共同富裕，需要更加重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延伸到微观层面，就是提高社区的治理能力。试想，一半房子是城中村，一半人口住在城中村，能绕开吗？其实，近期国家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推进存量房源整租运营，本质上就是将城市的公共服务、集体意识、秩序意识，注入到城中村，补上缺失已久的短板。

过去城中村的出租模式下，一旦租赁关系发生后，村民和村集体不管租客在干嘛，有没有违规行为，甚至将一切甩手给“二房东”，只要收到租金就行了。这种模式下，街道想要搞人口管理、疫情防控等，很难得到配合，城和村的二元结构难以消弭。保租房模式下，房源统租运营，打造租赁社区、围院式管理，人口和租赁信息上平台，城市公共服务就渐进植入其中。

逐渐地，公共意识、法制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慢慢到位了，这才是城中村治理的可行路径。但是，由于城中村一直处于被默认和利用状态，治理严重缺失，违法建筑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的欠账也多，因此，保租房在城中村落地仍然比较艰难。希望这次疫情是一个触发事件，能带来城中村治理上的变革。

（作者系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