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要求严把超高层建筑审查关,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这项政策针对的正是近年来不少城市掀起的摩天大楼建设热潮。不可否认，一些城市的摩天大楼作为地标性建筑，能提升城市土地利用率，形成靓丽的“城市天际线”。然而,其成本和各种风险问题越来越引发关注。
值得警惕的是，摩天大楼“高烧”不退的背后，是一些地方盲目将建筑高度作为现代化的象征，存在好大喜功的畸形政绩观。当前,亟须对城市建设规划的思维理念予以纠偏，重视建筑的生态、文化和实用价值,推进城市运营、空间治理的可持续与精细化。
超大城市收紧，二线城市“接棒”
根据我国相关规定,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民用建筑为超高层建筑,即摩天大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迅速,摩天大楼在不少城市拔地而起。在上海,以1983年落成的上海宾馆为开端,此后近10年上海第一高度不断刷新,并出现了数幢高度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主要以高档宾馆与办公建筑为主。
摩天大楼建设热潮在多地涌动。深圳地王大厦384米,上海金茂大厦420米,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530米……城市天际线被不断刷新。第三方机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150米以上的建筑达到2395座,200米以上建筑达823座,300米以上达95座,3项指标均居全球第一。
从事高楼智能化维护的狮尾智能总经理施维认为，城市的迅速发展引起土地资源紧张,摩天大楼可以缓解城市的人口与用地矛盾,但部分城市在建设摩天大楼竞争中,不仅追求数量,还将目光放在“第一高楼”称号上,高楼成为地方政府展示政绩的一个重要输出窗口。
一些超大城市逐渐认识到超高层建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2003年,上海发布“限高令”,将“控制建筑层高及容量”正式纳入上海地方性法规。超大城市在收紧,而一些二线城市“推高”进程则在加速，部分省会城市纷纷开始筹划建设摩天大楼。
西部某市“第一高楼”的高度被不断刷新。据不完全统计,该市目前已建、在建和规划高度在200米以上的超高层公共建筑超过30座。
一位从事城市规划的干部表示,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摩天大楼建设成为一些城市相互比拼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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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风险重重
——全生命周期高成本显现。建设一座200米高的摩天大楼成本,远超过建4座50米高的高层建筑成本。摩天大楼每平方米的建筑安装费用比普通高层建筑高1.3至1.5倍。摩天大楼在建造完成后,建筑配套设施维护保养、更换成本非常大,增加了运营费用。施维表示,大量摩天大楼使用的幕墙玻璃老旧,室内温度调控耗费大量能源。
——消防安全隐患较大。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处高级工程师黎承认为,摩天大楼体量越来越大，高度越来越高，构造越来越复杂,再加上大量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广泛应用,使其潜在的火灾危险性日益攀升,给消防工作带来极为严峻的挑战。一旦摩天大楼发生火灾,极易形成强烈的“烟囱效应”,人员疏散、逃生、灭火工作将会相当困难。
半月谈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当前灭火救援能力,尚不足以全面应对超高层建筑火灾。我国消防登高车的最大臂长一般为101米,受场地等实际因素影响,消防登高车可能升至七八十米。即便如此,如南宁市也只有1台这样的消防登高车,许多城市消防登高车的数量是零,100米以上的楼层万一发生火灾,只能依靠楼宇自身的消防设施发挥救援作用。
——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摩天大楼为了减轻自重,多采用玻璃幕墙系统,不仅对室外光环境带来影响,也对室内热舒适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摩天大楼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对周边自然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如影响采光、空气流通不畅、光污染,容易产生“热岛效应”。此外,一些地方盲目建设摩天大楼,盲目学习国外的建筑风格,使不少历史古迹风貌受到破坏。
高楼建设宜科学引导
建设摩天大楼虽能体现城市的经济水平,但应科学引导其发展。
应以“一城一策”编制空间规划,而不应盲目攀比、一味追求“国际之最”“第一高楼”。
广西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李景新认为,各地在建设摩天大楼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防止行政手段介入打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对于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超大城市,应该合理配置超高层建筑的布局。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刘磊认为，建设摩天大楼应体现文化、生态、宜居等城市建设目标。从文化视角看,建筑的地标性更在于内在精神的意义。
“只靠摩天大楼作为城市名片,绝不是城市发展的最佳途径。”
施维说,一个城市需要靠经济、文化、环境、交通等综合实力彰显自身特色,与其一味追求“高度”，不如多追求城市的厚度与深度。
对于超高层建筑，我国现在使用的大量国标是2002年的标准,与其他行业相比已有所落后。房地产市场的总量已逐步满足社会需求,应从宜居角度出发控制容积率,引导建设高品质的项目,使建筑密度、层高更加符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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