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进城：县域城镇化的主体、动力与效果

　　县域城镇化成为近年来的热潮，构成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县域城镇化的发展逻辑进行认识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定位未来的发展方向。

　　城镇化进程中的在建商住楼盘

（一）谁在进城

　　县域城镇化的主体是谁?

　　笔者根据在F县调研的情况，将县域城镇化的主体分为三类，并剖析这三类主体与县域城镇化的关系，并以此来理解当前和未来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样态。

　　第一类是60后、70后。他们是第一代农民工，在F县他们通过在本地进厂，或外出到大城市务工，为家庭积累发展资源。他们在县城买房主要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所以县域城镇化是他们完成家庭再生产、实现家庭向上流动的方式。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他们并不期待进城生活，乡村仍然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归宿。可以说，这一类主体通常是县域城镇化的主要支付者，但并不是享用者。

　　小吴1993年生。母亲1968年生，在乡镇服装厂工作，工资每月5000多元。父亲1966年，在铸造厂工作，工资4000多元。父母在小吴上大一的时候就在F县买了一套商品房，首付20万，主要是给小吴未来结婚准备的，他们自己并不打算进城居住。

　　第二类是80后。在F县他们在县城买房主要是为子代教育买房。为了让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许多80后父母就选择在县城买房。当子女在县城完成教育之后，这一群体未来有可能在县城定居，但也有可能选择回村，这取决于他们的意愿和能力，比较具有灵活性。

　　小马1982年生，是80后进城群体的一员，她家买房就是为了小孩教育。她在村里工作，虽然在村里居住更加方便，但为了让小孩在城里接受教育，还是选择进城，每天早上7点半送女儿上学，然后到村上班，中午回县城给孩子做饭，下午到村工作后，晚上回县城居住，每天的城乡奔波让小马感觉很辛苦。小马自己并不喜欢在城里长期生活，因为觉得城里生活成本高，没有熟悉的朋友亲戚。因此，她的想法是等女儿上大学以后就把村里房子重新装修，回村生活。

　　第三类是90后。他们是70后的子代，他们的城镇化是在结婚结点由70后的父辈支持完成的。但即使是被支持的一代，由于他们对城镇化的要求更高，不像60后、70后乃至80后能够忍受家庭生活的不完整性，他们想要实现的是一种具有生活工作居住都在城的完全城镇化，所以他们也仍然要为之努力，否则将面临着城镇化失败的风险。

　　前文的小吴就是被支持的一名90后。但为了在县城定居下来，他从本科毕业后就开始了考编生活，先后考过事业单位、三支一扶、教师、公务员、研究生等，但都未成功。最后选择边工作边考编，他认为“要么在大城市挣大钱，要么在县城考编”，因为这是实现县域完全城镇化的最好方式。

　　无论是60后、70后、80后还是90后，随着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当中，他们都被卷入到这一潮流中，并承担着自己相应的角色。

（二）县域城镇化的动力

　　从上文对进城主体的分类可以看出，不同主体进入县域城镇化有不同的动力，60后、70后是婚姻城镇化的重要支付者，80后是教育城镇化的主要参与者，90后则是生活城镇化的新型实践者。不同群体不同的进城动力与相应的家庭发展目标差异有关。

　　1.婚姻竞争与婚姻动力

　　对于60后、70后来说，他们卷入县域城镇化是因为要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这一任务就是帮助子代结婚。虽然全国各地的婚姻市场特点和父母婚姻责任有差异，但总体上子代结婚仍然是中国60后、70后父母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

　　在性别结构失衡、家庭少子化、婚姻市场的全国化、家庭经济发展分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婚姻市场中形成了激烈竞争，婚姻标准也随之提高。在F县，八九十年代结婚时彩礼几百元左右，只要村里有房就行，较好的是在村新建几间房;到了2000年，彩礼在一两千元左右，一般将村里房子重建或重新装修;到2010年以后，已经上升为五到十万的标准，并且要在县城买房买车，在县城买房已经成为硬性条件。因此，在人生任务的价值驱动下，60后、70后就成为婚姻城镇化的重要支持力量。

　　2.城乡差距与教育动力

　　在近五年时间里，F县许多农民家庭因为教育去县城买房的现象非常突出。F县下面有的乡镇有一定工业基础，当地农民很多可以在乡镇工厂务工，从工作生活的角度看，在村或乡镇居住就非常方便了。但为了让孩子去县城接受教育，当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选择去县城买房，父母白天在乡镇工作，晚上回县城居住照顾孩子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教育观念的更新与地方政策的推动共同形成了教育城镇化的动力。F县的农民家庭很重视教育，除了教育进城以外，当地各种培训辅导机构也非常发达。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视教育?访谈问到这一问题时，他们总会回答不读书就找不到好工作。这背后反映的是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预期变化带来的教育价值跃升。劳动力市场的全国化使得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如果缺乏教育优势，就很难获得发展机会;对于新一代年轻人而言，他们的就业预期和生活预期也发生极大变化，不再愿意进厂，而是希望拥有更加体面高薪的工作，所以教育就变成新一代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最好方式。相比于乡村，县城有着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就开始将孩子送进县城。

　　地方政策中教育与县城买房的强关联和教育投资城乡差别进一步推动了教育进城。在F县城市户口或县城房产证是进入县城学校的必要条件，即学区房制度。因此，农民要想让孩子在县城接受更好的教育就必须进城买房。随着进入县城就学的学生规模不断增加，更多的资源必须投入建设县城学校，客观上会减少对乡村学校的投入，形成“虹吸效应”，并吸引更多的农村家庭进城。

　　3.观念转型与生活动力

　　城市生活是吸引90后在县城定居的一个重要动力。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依恋于乡村家乡生活。相对封闭和长期的现代学校教育使得90后从小就接受和习惯了城市文化和生活，所以他们对城市化的理解不再是为子代买房，而是让自己能在城市生活下来。但由于进入大城市的难度较高，也并不愿意回到乡村，所以在县域实现完全城镇化就成为一种次优选择。

　　在父辈的支持下，他们通常能够在县城买房，但为了真正实现城镇化，他们还需要有更加体面的工作、更加完整的家庭生活、更加高档的休闲消费。这些目标就吸引着他们回到县城获得少量体面就业或进行自由创业，或寻求一些赚钱快的职业，比如从事代理(购)、开店(奶茶店、服装店、花店等)、商场服务员、互联网工作，还有的会不小心进入传销、金融贷款等。

　　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学生

（三）生活稳定性问题与县域城镇化的风险

　　可以看出，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有可能定居生活的是80后和90后，相比于乡村生活，县城生活需要更高的生活成本，呈现出“高消费，低福利”的特点。这种城镇生活是需要经济基础支撑的。

　　问题是县城是否能够为这些进城农民家庭提供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机会?县城本身有限的经济就业空间和去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导致只有少量体制内就业者才能真正实现县域完全城市化的目标。县域空间实际上并不能为所有年轻人提供完全城市化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所有人都在县域中找到一份能支撑县域体面生活的工作。以F县为例，当地县域经济仍然是以服装厂、铸造厂这类低端的加工业为主要形态的，这些产业对于年轻人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他们宁愿做两三千元的看似体面的服务员、保安等，也不愿进厂赚取五六千、七八千的收入，这就造成他们的家庭经济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出现普遍的“啃老”现象。

　　同时，在当前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即使是F县这种具有工业基础的县域也开始出现产业衰退和转移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县城都是一种消费性县城，缺乏工业基础，更是难以为年轻人提供大量体面就业。所以从整体来看，县域本身正在发生着去工业化的过程，而缺乏工业基础的城市化是脆弱的，仅仅依靠服务业来支撑县域城市化也是不可能的。

　　从目前县域空间来看，在缺乏稳定和充足的资源支撑的情况下，相比于乡村生活，县域生活成本是非常高昂且刚性的，这不仅会给大多数家庭带来极大的生活压力，而且孕育着县域的社会风险和治理风险。例如高度的竞争压力和社会分化有可能带来一些失望悲观心态和社会负面情绪。在这个层面上，未来对县域城镇化的发展空间、风险治理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究。

　　在政策供给上，应该着重解决如何让农民进城更加顺利，不应增加农民进城的负担和未来风险。例如政策需要为农民子女提供更加低成本高成效的教育;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给农民进城提供保障和退路等。